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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二十四史”:20年风云史
添加时间:2009-9-21 16:24:47  查看4267次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9-09/20/content_709396.htm###

大洋新闻 时间: 2009-09-20 来源: 信息时报

  这张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同人合影摄于1973年春,是启功收藏和标注的一张照片。
顾颉刚

  点校“二十四史”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如今回看,点校“二十四史”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值得记录的历史。

  “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以“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和毛泽东的批示为起点,以“文革”开始为界,20年的点校整理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翠微校史”

  第一阶段从1958年至1966年。按照计划,前四史《史记》、《三国志》、《汉书》和《后汉书》都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出书,作为国庆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最后按计划出版的只有《史记》。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调令中的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1963年冬,除了任铭善外,名单中的专家都先后到京,住进了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档案看来,当时专家们受到特别的优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这是1964年的《二十四史工作汇报》上对来京学者生活的详细记载。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好景不长,1965年,中山大学的刘节因“点校问题”离开了点校组,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后来实际负责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项目的中华书局副总编辑赵守俨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一不幸事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他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果然,此后不久,“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暂停。

  1967年,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使得停顿了一年的点校工作得以恢复。“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赵守俨的文章回忆到。

  当时因为运动,很多“旧人”已不能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昙花一现的恢复只维持了一年多,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了。

  乱世中的书桌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这个批示被认为是周恩来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希望以此来体现对老知识分子的一种政策,因当时顾颉刚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大可能做什么具体工作。即便如此,他在接到批示后,还是用了一个多星期,写出了一份《整理国史计划书》,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这个命令下来后,顾颉刚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

  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这次点校整理工作,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开。《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工作开始前,京沪两地参与点校工作的几个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当时为避免烦琐,工作方法有所变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1963年后的规定倒退了一步;二是版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这两种方法的改变正是当时反对“繁琐考据”的时代风气的体现。

  

  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

  

  1977年11月,“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实际出书时间为1978年)出版,前后经历整整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终于完成。

  点校本陆续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1976年4月27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分别刊载了赵守俨撰写的《整理二十四史的体会》一文,在港澳地区史学者中引起反响,召开座谈会。1976年5月26日,《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历时20年,每个阶段参与点校的人有所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三百多人。但在最初的版本上,甚至没有印上点校者的姓名。

  “二十四史”点校本因其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一出版便几乎全部替代了各种旧版本,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现代标准本,并成为后来者做历史研究时最倚重的本子。

  总编访谈

  嘉宾:徐俊(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办公室负责主任)

  “让读者看到更准确的历史读本”

  信息时报:当年整理“二十四史”是举全国之力,集中了所有的顶尖学者,与那时相比,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作为出版方,中华书局如何组织这件事?

  徐俊:和过去相比,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都改变了。过去是计划经济时代,各方面的考核标准比较单一,对出版社来说,不用经济考核,对学者个人来说,也没有量化的学术考核,点校“二十四史”是政治任务,是中央领导直接布置的工作,出版者和参与点校的学者都全力以赴。当年老先生们先后三次集中在北京工作,不少人为此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几年。

  这次修订,是由中华书局组织,在国家的财政力量支持下开展起来的。从2005年开始,中华书局就开始调研工作。首先是一一走访当年的点校承担单位,像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大等,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到各个断代史研究力量相对集中的大学院所召开专家座谈会,还向学术界的权威学者个别征求他们的意见。

  此外,我们还组织专人搜集第一次点校工作以来的历史档案,并在第一次修纂会议期间举办了一次重要档案展览,主要是了解前人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同时也搜集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出版后五十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和意见,包括很多纠谬文章。

  现在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相当难能可贵,因为古籍整理这门学科正在变得越来越专门化、边缘化,随着时间流逝,会有更多的老学者离去,整理工作的衔接就会变得很困难。这次修订得到很多老先生和学术机构的大力支持,最后我们分两批确定了修订承担单位和具体主持人,除了《清史稿》外,“二十四史”的修订主持人和承担单位已经全部落实了。

  信息时报:从目前能看到的样稿中,修订本对点校本最大的提高体现在哪里?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次修订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徐俊:这次修订后的版本可谓是点校本的升级版,将来还会推出修订本的电子版和网络版等。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二十四史”现代意义上整理整理本,首次对全文施加了全式标点,这让它们成为人人都可看的历史书。但因为当是客观条件的制约,迫于时限,像《史记》就是为了给建国十周年献礼,时间十分有限。加之后来“文革”期间的政治和学术的风气,反对繁琐考据,导致很多已经做的校勘和考证成果都没能写进校勘记。可以说,点校本并没有全面反映和体现当时整理工作所取得的学术水平。

  这次修订最大的提高在于准确性。过去大多数史书是无底本校勘,择善而从,这次是有底本校勘,改原先的工作本方式为现在的底本方式,规范了整理工作的标准。在发现并解决原点校本存在的版本问题、文字讹误、标点错误的同时,将为原点校本制定统一体例,撰写修订本总序和各史前言、编制参考文献目录及其他附录等。

  当年点校本的目标就是让现在的读者可以阅读,这次修订也是为了更准确地还原史书原貌,让普通读者可以看到更准确的历史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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