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缩放]
《围炉夜话》是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一部劝世之作，它与明人洪应明的《菜根谭》、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一起被后世并称为“处世三大奇书”。自其面世以来，一直盛传不衰，成为人们案头的必备之书，深受世人的推重而闻名遐迩。作者王永彬，清朝咸丰时人，生平不详。不过我们可从《围炉夜话》中窥知他的人生理念和智慧。
据《围炉夜话》的序言可以得知，此书是作者王永彬“书于桥西馆”的“一经堂”，最后成书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围炉夜话》是中国古代众多劝世之书中的一种，它以短小精辟，富有哲理见长的格言体之作。文辞浅近明晰，言语言简意赅，情真意切，如同一德高望重的长者和一群后辈围着火炉，娓娓而谈，品味人生，意境深远，富有哲理，颇有启发性。书中的许多话语虽以劝诫为主，但读来却无艰涩枯燥之感，反而觉得生动平实，将本来会令人觉得比较高深的哲理融入日常生活中，使人容易为其所感染而产生共鸣。全书分为二百二十一则，以随笔的形式阐发了安身立命的主旨，涉及到人生的诸多方面，如修身养性、为人处事、持身立业、读书立志、安贫乐道、济世助人、持家教子、忠孝节义、为官执政等等。书中体现出作者身上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他在本书中以大量的语言文字阐释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要旨，揭示了人生价值的深刻内涵，。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不一定能适合当代社会的要求，但瑕不掩瑜，本书仍对现代人生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围炉夜话》不失为一部非常优秀的劝世之作。
做为一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知识分子，王永彬生活在晚清风云突变的时代，强盛的大清帝国由康乾时期的强盛走向了衰落，清朝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当时太平军已定都南京，占据了江南大部分地区，并派兵北伐，严重地威胁到清廷的统治。面对这种危亡的局势，统治者自上而下却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日益腐化，官场黑暗，弊端丛生，致使国势日蹙，民不聊生。众多封建士大夫为之忧心忡忡，空有壮志却无力回天，王永彬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已是积弊重重，千疮百孔，对于官场的积弊更是认识深刻，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并予以无情的鞭挞，如他在书中云：“权势之徒，虽至亲亦作威福。岂知烟云过眼，已立见其消亡；奸邪之辈，即平地亦起风波。岂知神鬼有灵，不肯听其颠倒。”他又对社会上的流弊如奢靡荒淫、丧失廉耻等方面进行揭露：“风俗日趋于奢淫，靡所底止，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力挽江河；人心日丧其廉耻，渐至消亡，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光争日月。”他认为这种世风日下的局面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沦丧所引起的：“门户之衰，总由于子孙之骄惰；风俗之坏，多起于富贵之奢淫。”另一方面，王永彬试图为挽救时局寻找出一个可行的良方，他认为只有重建道德秩序才能挽救涣散的人心，并寄希望于那些清正的官员和道德高尚的君子能为子孙和其他人起到表率作用，改变这种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局面，如他在书中言：“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气所钟，鬼神亦为之呵护；圣经贤传，乃古今命脉所系，人物悉赖以裁成。”同时他提醒人们不能耽于一时之安逸，心存侥幸，要善于居安思危，发愤图强：“人虽无艰难之时，却不可忘艰难之境；世虽有侥幸之事，断不可存侥幸之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时局，“图功未晚，亡羊尚可补牢；浮慕无成，羡鱼何如结网。”
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以儒家的的道德伦理为根基，从人生的诸多方面阐发了道德重建和挽回世道人心的方法和途径。如他在书中云：“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一恕字是接物之要，所以终身可行也”；“君子存心，但凭忠信”；他劝诫人们要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有所作为：“君子以名教为乐，岂如嵇阮之逾闲；圣人以悲悯为心，不取沮溺之忘世。”他认为儒家的仁厚是治国之本，能纠正世上的轻浮不实之风气：“治术必本儒术者，念念皆仁厚也；今人不及古人者，事事皆虚浮也”；他教育世人要学习儒家的思想精髓，不能只学其皮毛和外表的形式：“文、行、忠、信，孔子立教之目也，今惟教以文而已；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孔门为学之序也，今但学其艺而已。”他要求人们“不必于世事件件皆能，惟求与古人心心相印。”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修身养性、行善积德为务。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特别重视读书治学，立志成才。他除了阐释了读书和治学的一些方法外，特别强调学者要以道德为根基，如他在书中言：“士必以诗书为性命，人须从孝悌立根基”；“学业在德行，不在文章”。他要求学者不仅要勤于读书和治学，还要要力行实践：“对圣贤言语，必要在平时照样行去，才算读书”。王永彬还特别强调读书和治学要经世致用：“讲性命之学者，不可无经济之才”；“性命之理，固极精微，而讲学者必求其实用”；“士既多读书，必求读书而有用”。在立志方面，王永彬希望世人早立志以成才：“人生光阴易逝，要早定一成器日期。”强调人要有远大的志向和理想，同时不能志大才疏，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有不可及之志，必有不可及之功”；“志不可不高。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心不可太大。心太大，则舍近图远，难期有成矣。”身处忧患之境，更应立志图强，才能再次振兴，如果一味因循，就必然趋于消亡，这对于势家大族及朝政来说尤为关键：“常人突遭祸患，可决其再兴，心动于警励也；大家渐及消亡，难期其复振，势成于因循也。”其所见颇为深刻，发人深省。
王永彬对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使命感，他除了对官场的积弊深有感触和忧心外，他希望朝廷能改良政治，革新吏治，不能因循守旧，如他在《围炉夜话》中云：“盛衰之机，虽关气运，而有心者必贵诸人谋”；“做事守章程，而不知权变，则依样之葫芦也”；同时他非常重视官员的道德素质和执政能力，颇具真知灼见。如他反问那些想踏入仕途的人：“人皆欲贵也，请问一官到手，怎样施行？”王永彬希望为官者要有气节，正直无私，勤于职守：“成大事功，全仗着秤心斗胆；有真气节，才算得铁面铜头”；“陶侃运甓官斋，其精勤可企而及也”；官员应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和思想境界，并勇于任事：“古之言忧者，必曰天下忧，廊庙忧。可知当大任者，其心良苦。”他希望官员能勤于政事，身体力行，还要善于集思广益，吸收众人的智慧，才能避免因失误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凡事勿徒委于人，必身体力行，方能有济；凡事不可执于己，必广思集益，乃罔后艰”。即使身处下位或尚未发达之时，也要以古代贤人的高尚心志相期许，静待为国出力的时机：“抚心希古，藏器待时”；同时他希望朝廷官员能广招人才为国家出力：“宾入幕中，皆沥胆披肝之士；客登座上，无焦头烂额之人”王永彬还用吃饭的筷子比喻用人之道：“进食需箸，而箸亦只悉随其操纵所使，于此可悟用人之方”希望统治者要善用人才，让人才有其用武之地，才能多为国家出力。
王永彬还特别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一个人能否成长为一个德行兼备的人才，家长在其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他在《围炉夜话》中云：“每见待弟子严厉者易至成德，姑息者多有败行，则父兄之教育所系也。又见有弟子聪颖者忽入下流，庸愚者较为上达，则父兄之培植所关也。”对于如何教育孩子，王永彬提出了几条可行的方法，如他认为家长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才可能教育好孩子：“父兄有善行，子弟学之或不肖；父兄有恶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可知父兄教子弟，必正其身以率之，无庸徒事言词也。”王永彬尤其强调家长要善于从小抓起，悉心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时期的孩子的可塑性很强，如果这时期家长过于放纵孩子的话，等其养成不良习性后，就很难改正了；对于已染成劣习的孩子，也要尽力使其有自新之路：“教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对气象”；“子弟天性未漓，教易行也，则体孔子之言以劳之，勿溺爱以长其自肆之心。子弟习气已坏，教难行也，则守孟子之言以养之，勿轻弃以绝其自新之路。”王永彬还告诫人们教育孩子要从严要求，不能姑息：“教小儿宜严，严气足以平躁气”。对于孩子的培养，王永彬认为家长应注重教育和培养孩子良好的品性，这才是成才之根基：“教子弟求荣显，不如教子弟立品行。”他告诫人们教育孩子尤其不能只崇尚金钱和追求安逸，否则容易使孩子养成不良习性，甚至品行败坏：“纵子孙偷安，其后必至耽酒色而败门庭；教子孙谋利，其后必至争赀财而伤骨肉”。王永彬这种重视教育从青少年抓起的见解，不仅是挽救世道人心的一种可行的途径，还对现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孩子是一个家庭和国家的未来，只有将孩子从小教育和培养一个德行兼优的人才，才能造福社会，国家才有前途。
除此以外，王永彬还对修身养性、勤俭持家、交友处友、为人处世等方面也进行了阐释，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情世态洞察入里，见微知著，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处处显耀着智慧的光芒。王永彬可谓是晚清时期的一个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对在当时的纷乱局势下，朝廷上下因循守旧、吏治腐败深感痛心，对道德沦丧的局面忧心忡忡，他试图唤醒世人的良知，改变这种末世衰败的状况，《围炉夜话》体现出他的这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身上也体现着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书中的劝世之语，生动活泼，而且颇具哲理性，振聋发聩，令人有顿开茅塞之感，对今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