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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
  丛 书 名:
  定    价:68元
  作    者:孙绍振著
  发布日期:2015-11-9
  页    数:492页
  字    数:470千字
  包    册:5
    ISBN  :978-7-101-10819-4
  版    式:简体横排
  装    帧:平装
  版    次:1-1
  开    本:16开
内容简介: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解密中学经典散文

    《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是作者数十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从初高中语文教材中精选散文百余篇,分“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当代散文”“外国散文”三部分,在篇首冠以“导读”,对散文之流变穷源竟委,以独特的视角与敏锐的触感阐释文本,次第展开。作者解读文章时,或勾稽创作背景,或追寻思想流变,抑或畅谈文学规律,调动不同的感官,综合各种视角,带您领略不一样的散文世界。
   
   
   
    编辑推荐:
    1. 精选中学散文名篇,集古今中外散文于一书:作者对初高中教材课文细为遴选,依次讲解中国古代散文、现当代散文以及外国散文,穷其源流异变,综合文史哲的思考,探寻散文的奥秘。
    2. 独特视角解读经典散文,有效指导语文教学:作者积数十年之功,摒弃传统散文解读停留于平面滑行的现状,层层深入立体解读,以敏锐的文艺触感带您真正读懂、读透散文,让散文教学不再无话可说。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文艺

丛书介绍
作者简介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学术著作《文学文本解读学》《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名作细读》《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等,散文集《美女危险论》《满脸苍蝇》《灵魂的喜剧》《愧对书斋》,《孙绍振文集》八卷(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2009年)。
图书目录

第一编.中国古代散文


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3
《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冉有之辩./.22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对话背后的个性与抒情./.28
《曹刿论战》:只有对话的战争叙事./.32
《唐雎不辱使命》:口舌之辩的优势./.35
《晏子使楚》:肯定对方的反驳术./.37
《邹忌讽齐王纳谏》:层层推进的比喻推理./.39
孔子的格言和孟子的浩然之气./.41
《愚公移山》:大蚂蚁移山精神的颂歌和反讽./.45
《过秦论》(上):雄辩的分析和片面的结论./.49
《兰亭集序》:庸雍淡定,以理节情./.54
《与朱元思书》:在骈体的约束中抒写情志./.58
《桃花源记》:没有外在和内心压力的理想境界美./.63
《三峡》:地貌万年不变,散文千年更新./.69
《李寄》:非写实风格的民间传说./.85
《隆中对》:王道话语和霸道话语./.86
《出师表》:以臣训君的人格与文格经典./.97
《马说》:从老故事里翻出新意./.104
《师说》:作为文体的“说”/.108
《荔枝图序》:略带抒情的说明文./.114
《陋室铭》:以“陋”为美./.115
《小石潭记》:现实与诗意的境界./.117
《童区寄传》:纯熟的简洁之道./.122
《岳阳楼记》:豪壮悲情的励志篇./.125
《游岳阳楼记》:引人泪下的洞庭湖./.132
《醉翁亭记》:与民同乐,为民之乐而乐./.135
《记承天寺夜游》:月透明和心透明./.142
《送东阳马生序》:文质而气雄./.143
《伤仲永》:从具体经验概括为理念,在演绎中深化理念./.147
《说虎》:寓言式的说理./.151
《狼》:叙述中的“留白”/.153
《爱莲说》:类比之“说”/.155
《芙蕖》:在说明中抒情./.157
两篇《游高梁桥记》:同题异趣的启示./.159
《白洋潮》:多方写景入微,想象受阻./.162
《口技》:以单纯之声模拟丰富之世情./.163
《谭嗣同之死》:壮烈的六个层次./.164


第二编.中国现当代散文


导读:现当代散文的基本范畴: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169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关键词还原中提出问题./.182
《阿长与〈山海经〉》:显而易见的荒谬转化为幽默./.189
《记念刘和珍君》:杂文式的抒情./.194
附1:关于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9
附2:关于鲁迅《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200
《风筝》:亲情的隔膜与爱的错位./.201
《读书杂谈》:演讲现场的交流互动与心理距离的缩短./.206
《背影》:爱的隔膜和难言之隐./.210
附:《背影》解读的理论基础:审美价值和历史语境./.219
《荷塘月色》: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227
《春》:贴近童心的自我./.233
《绿》:朱自清的抒情和余光中的批评./.238
《春风》:北方汉子的粗犷美./.242
《故都的秋》:悲凉、雅趣和俗趣的交融美./.244
《猫的故事》:对人类虐待生命的批判./.253
《回忆鲁迅先生》:平淡中的不平凡./.257
《箱子岩》:在自由的生命和龌龊的脓疮之间./.261
《桃源与沅州》:对《桃花源记》美的解构./.265
《老王》:在叙述风格中的隐性抒情意脉./.267
《我若为王》:掩藏在荒诞下的尖锐批判./.273
《跑警报》:灾难面前的深度幽默./.276
《听听那冷雨》:听出整个生命的文化记忆./.279
《雷雨前》:气象的和政治的雷雨./.284
《白杨礼赞》:形态和精神的不平凡./.286
《风》:在冼星海笔下和在马可笔下./.292
《黄山记》:大气魄的赋体铺陈式写景./.297
《下雨天,真好》:用雨珠子串起来的“好”./.301
《夜雨诗意》:自然的雨和人文的诗意./.305
《邓稼先》: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化抒情./.308
《那树》:自然生态的悲剧和人的麻木./.311
《三棵树》:在城市现代化与自然生态矛盾中的无奈./.316
《半截故事》:被遮蔽的英雄忠烈./.320
《听来的故事》:英雄和群氓的反英雄./.323
《窃读记》:“窃”因读而“美”./.324
《借书不还,天打雷劈》:歪理歪推的幽默./.328
《挖荠菜》:情感价值超越实用价值./.331
《拣麦穗》:超越实用价值的幽默./.335
《日历》:用形象的语言层层推理./.342
《椰子树与平等》:幽默中的深邃智慧./.346
《慈母情深》:贫穷母亲的尊严和大爱./.349
《蚂蚁》:蚂蚁或人的渺小./.352
《走向虫子》:对人类优越感的调侃./.355
《小地主》:在小动物面前的自我调侃./.358
《斑纹》:审智散文和线性的开放结构./.361
《黄果树瀑布》:触觉听觉和视觉的审美比较./.368
《日出》:个性迥异的作家笔下的日出./.371
《一条大河》:跨越时代的动人之歌./.378
《居里夫人和一克镭》:忍受无私和崇高带来的痛苦./.382
《爱因斯坦与原子弹》:造福人类还是毁灭地球./.386
《闲话章太炎》:大师的名士气./.389
《落日》:定格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392
《云海》:唐敏笔下的云和萧红笔下的云./.395
《静默草原》:蒙古汉子的草原之美./.398
《草原散章》:城市淑女眼中的草原之美./.40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形象而科学的说明./.405
《唐宋大诗人诗中的物候》:从诗歌中直接归纳./.409
《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对经济学“破窗理论”的形象反驳./.411
《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从定义开始进行正反面的分析./.415
《我们这双手》:多方面展开感性阐释的科普小品./.417
《科学家的数字武器》:把抽象的数据感性化./.419
《细菌的启示》:最小的最不可摧毁./.423


第三编.外国散文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的现场感和互动共创./.431
《论读书》:典型的英国随笔小品./.437
《论逆境》:说明性的议论文./.440
《海燕》:象征性的豪迈颂歌./.443
《寂寞》:情理交融的“寂寞”之美./.444
《乞丐》:物质的无助与精神的周济./.449
《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层层深入推动论点发展./.451
《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人性贪婪的批判./.455
《黑羊》:偷盗变成幸福的荒谬./.458
《世间最美的坟墓》:对伟人宁静的敬意./.460
《狱中书简》:逆境中的生命诗情 ./.462
《绞刑架下的报告》:面对法西斯暴力的微笑./.465
《父母的心》:在亲情与饥饿之间别无选择的选择./.470
《金色花》:“坏孩子”的母爱./.471
《辛劳的蚂蚁》:对蚂蚁“辛劳”的反讽./.473
《蜘蛛》:对异于人的经验的科学说明./.476
《勇气》:故事背后的哲理./.479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没有新闻的新闻./.481

精彩章节

第一编

中国古代散文

    读古典散文最忌以读懂词句为满足。须知所读散文之所以成为经典之奥秘,在其三重立体结构之中。字句只是表层,其中层乃贯穿文章首尾之情志脉络,或曰“文脉”,此乃文章之精神所在。其最深层乃是文章的体式(或曰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章法、句法,离开了体式,欲求文章之妙,终生难免缘木求鱼。

    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古典散文的障碍,主要是陌生的字、词和典故,即使是很熟悉的词,对其在语境中的含义也可能会困惑,甚至误读,这是由古今语义的差异造成的。如《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的“卑鄙”并不是指品质恶劣,而是卑微鄙陋,见识不高的意思。如“坐”,作为动词,在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椅子凳子,只有席子和几,古人坐的动作,有点像今天的跪,只不过把臀部紧贴在脚后跟上。《上山采蘼芜》中“长跪问故夫”的“跪”就是让臀部抬起来,比起“坐”要正规一些。但是《晏子使楚》中的“坐盗”,《陌上桑》中的“但坐观罗敷”,“坐”则是指导致消极后果的原因。这些都是阅读古文的拦路虎,不能轻易放过,需要长期咬文嚼字的努力,才有希望解决。有各种工具书检索,除了个别有争议的字词以外,都有共同认可的答案。理解有误,不难发现,不难纠正,关键是要有钻研的精神。
    读懂了这些字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古代散文名篇的好处。因为真正的好处不在表层,而在深层。有一种误解,以为内容决定形式,解读文章就是解读内容。其实,从理论上说,内容并不一定能决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可以消灭素材的内容,强迫其内容就范,按着形式规范和逻辑衍生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我国古典文论对形式是很重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上半部分除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以外,其余二十一篇都是讲文体形式的。其中讲诗、骚、赋、乐府这类文学性的文体四篇,其余十七篇都是讲实用性的理性文体,但其间区别甚大,如果用今天的“议论文”文体特点去解读,则不但很难领略其精微,而且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许多一线老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形式是丰富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但是,其中留下了许多经典,显示着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贯穿着立意、论证、条分缕析的统一规律,一方面则表现出不同文体的不同规范,辨析其间的异同,不但对理解这些经典有助益,而且对写作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今试以“论说”“章表”两章,联系文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说:多层次深入的巧喻和推理
    《文心雕龙》“论说”篇,是古典议论文的核心,“论”和“说”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质上,“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个意思“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着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其“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后,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历史的发展和积累,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与凭口头机敏的现场即兴对答不同,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式的发言,而需要形诸文字,在空间上超越现场,时间上传诸后世,在不断地修改、提炼中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具模式。“说”这种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日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有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特点,第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说”超越了
    口头表达,已经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把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这种文章的经典范式。作为文章,不仅要有论断,还要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个喻体是第一层次。当柳宗元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而能生存者“十无一焉”,只有他家以“捕蛇而独存”。第四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却能“熙熙而乐”。第五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柳宗元此文经典之处在于巧喻,巧在何处呢?第一,比喻推理层次丰富。第二,极端层次转化: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助其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故“理”容易“至”,也就是不难得出结论。这和“论”作为文体的直接说理不同,乃是间接的。不是从正面说起,而是从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逞一时口舌之胜,甚至诡辩的片面性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分析的。《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这一点上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是毫不费力的。不过,刘基接着提出的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与前述论点不相符合的反例,从而揭示矛盾,以推动分析。刘基分析出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这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即使领导者很有本事,若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
    韩愈的《师说》带着某些“论”的特点,成为更为严谨的“说”。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之加以分析,就以其为大前提进行推演。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的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在这里并没有用巧喻,为什么不把自己文章的题目“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那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其局限却是不可忽略的。试以韩愈的《马说》说明。
    《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可以作“论”这样的大文章。韩愈选定的却是“说”,而且是“杂说”,短短二百多字,飞文济词,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是“大题小做”。把大题目做小,喻体是小事,题目却是大论,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层次的。
    第一层次,把智慧的结晶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千里马的巧喻中。故事的寓意是现成的:千里马难以从外表上识别。从逻辑上来说,比喻不管多巧,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犹太人有谚语曰:“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因为比喻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这种类比,只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取其一点相通,难以顾及不同事物根本的区别。人和马的不同是明显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不同的个性,人各自又有不同的缺点,同样的待遇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等。但是,人们在读韩愈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样直截了当的类比的局限。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文章的第二层次:逻辑上的先声夺人。吴小如在解读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另外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强调引人入胜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说”这样的文体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从先秦游说中来。如《晏子使楚》中,晏子对于楚国开小门让他进,他的反击是:“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按逻辑推演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如果让我从这个小门进去,你们楚国就是狗国。他的大前提(巧喻)是没有论证过的,是很武断的。根本就不存在人出使狗国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国迎人于小门的惯例。这个比喻论证之所以两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与其说是因为其雄辩,不如说是现场应对的急智。在对话现场,即使有漏洞,对方若不能即兴反击,就是失败,哪怕在事后想到很精致的反驳,也于事无补。《马说》与《晏子使楚》的现场性有所不同,文章的读者猝然受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异于常理的大前提的冲击是有反思的时间的,这可以说是“说”这样的文体的一种弱点。但是读者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阅读时,反思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注意力为接下来的话语所吸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比较合理,但是和前面的话是矛盾的,前面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在伯乐之后,而后面说“伯乐不常有”,按逻辑推演,应该是千里马也不常有。怎么会产生“千里马常有”的结论呢?其实,韩愈玩了一个文字技巧,就把前面的武断化解了。前后两个“有”字,字面(能指)和内涵(所指)并不一致。前一个是“发现”的意思。有了伯乐才可能“发现”千里马,没有伯乐,就“发现”不了千里马,隐含着千里马不“存在”的意思。后面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思是千里马是经常“存在”的,只是没有伯乐那样的高人,因而很少“发现”。这样,就把逻辑上的矛盾弥合起来了。正是这样的文字技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飞文敏以济词”,即以能指和所指的错位,掩盖了逻辑上的漏洞。
    完全依靠类比推理,本来是“说”这种文体的一种局限,但是韩愈以文字策略巧妙地掩饰了过去,这样就保持了文章开头的“先立地步”、先声夺人的气势。读者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被他的第三个层次,那就是强烈反差对比俘虏了。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就把论题推向一个新的深度:千里马不但不被发现、认可,还遭受压抑和苦难。这在古典文论中叫做“反面着笔”,使得文章的气势更强,原因在于将反差推向极端。前面的文章还只是在“常有”和“不常有”这种量的差异上,到这个层次,就上升到生和死这种质的区别了。以千里马之尊和“奴隶人”“槽枥”之贱相对比,使得文章不但有理气,而且有了某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又因为有了感性的细节而强化,说千里马的死已经极端了,又加上了辱于奴隶人之手,说千里马“骈死”(成批地死)已经够感性的了,还要加上死于与普通马一样的马槽之间。
    随着分析的层次深化,论点得以深化: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从论证的系统来说,这里推理的层次又进了一层,已经不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而成了千里马和非伯乐的矛盾。一方面千里马需要超越常马的食料,另一方面养马者却不能理解这正是使千里马能致千里的条件。用常马的待遇来养千里马,其结果是走向反面: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分析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开展:千里马的待遇连常马都不如。这是又一个极端了,每个极端都处在与前一极端对立的位置上。可是到此韩愈似乎还不太过瘾,接着而来的是又一个极端化的总结: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又一个层次的深入,实质上,是把文章前面已经展开的“食之不能尽其材”和没有正面论述的“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统一起来总结,展示最后一个层次的极端。这恰恰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要害不在于伯乐与否,也不是养马与否,而在于用人的道理。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就是不但在物质上充分保障,而且在精神上与其沟通,才能在使用上得法。
    韩愈用这么多两极矛盾的推理,加上这么多的层次,使读者完全来不及反思,陷于被动接受,这就使文章产生一种逼人的气势。“文以气为主”,正是以这种气势,韩愈把“说”的优长发挥到了极限。不过,不管韩愈的才华有多么高超,作为一种文体的“说”,在说理功能上某种强词夺理的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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