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绪言:从日本《朝日新闻》的“道歉”说开去
    2014年8月15日，我在靖国神社采访。
    这一天，是日本战败投降六十九周年日，也被日本称作“终战日”。　
    上午，安倍内阁两名阁僚，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古屋圭司、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先后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通过代理人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自民党众议员小泉进次郎，以及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议员联盟约80人也于当天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
    这一天，靖国神社人山人海，沸腾如潮，参拜神社的队伍长龙般一拨下去一拨上来。更有不知其数的日本右翼团体、右翼分子身着二战时期日军军服，高擎军旗巨标，在靖国神社内耀武扬威、周游演示，大有当年日军扬眉“大东亚共荣圈”的阵势。
    这些都不说了。
    靖国神社正门外，如潮人海中，又一道“风景”格外抢眼。在“八?一五”这一天，在靖国神社这一特定的地盘，这里也绝对是“主角秀场”。

    我拍下了以下两张图片：
 
 
    2014年8月15日，靖国神社，日本右翼势力攻击《朝日新闻》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内容是：“从军慰安妇”是《朝日新闻》捏造的；韩国虚假宣传“20万人被作为性奴隶”的源头是《朝日新闻》；发起不读、不买、不让读《朝日新闻》运动。

    2014年8月15日，靖国神社入口处，右翼团体发起撤销“河野谈话”签名，强烈要求尽快废除没有事实根据的，使从军“慰安妇”问题扩大化的诸恶的根源：“河野谈话”。
 
 
    一张是正在进行的要求撤销“河野谈话”的签名运动，或被邀请、或是主动的络绎不绝进行签名的画面。一张是一名男性声嘶力竭抗议《朝日新闻》并要求其就刊登“慰安妇”问题的报道进行“道歉”的画面。
    其实，要求撤销“河野谈话”也好，要求《朝日新闻》“道歉”也好，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慰安妇问题”作为日本二战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安倍政权一定要推卸的责任；作为日本欲要扫清的一道历史障碍，是安倍政权一定要搬掉的“目标”。于是，怀着同一企图的安倍晋三首相和那些军国主义及右翼分子们，便都不遗余力了。
    那么，我们就先从《朝日新闻》的“道歉”说起。

    综合日本媒体、环球网报道：
    2014年8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在晨刊上刊登了对该报1991年至1992年有关“慰安妇”报道的调查文章，并表示对于“在济州岛（现属韩国）强掳”的日本籍男性证词，“认为是不实证词，将撤销（相关）报道”。此事随即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引来日本国民及媒体的强烈批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朝日新闻》撤销部分“慰安妇”报道一事表示，《朝日新闻》需要面向世界撤销该报道。他还表示，应当向国际社会解释“事实关系”，挽回日本的“名誉”。
    一直妄图为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翻案的日本右翼势力近日异常兴奋：日本《朝日新闻》5日起刊登报道，宣布撤销1991年至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引用日本军人的证词，证明日军在济州岛暴力强掳女性，强迫其成为“慰安妇”。“‘河野谈话’的基础崩塌了”，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欢呼称。
    《读卖新闻》6日发表社论称，《朝日新闻》关于“慰安妇”的报道不仅煽动了韩国的反日舆论，且成为“对日本的错误认识”扩展至世界范围内的证据之一，“早就应该撤回该报道了”。一位曾在日本主流媒体担任记者与编辑工作的日本人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撤销报道”事件已成为不少日本右翼趁机打击《朝日新闻》、并试图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的机会，这非常可怕。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严厉批评日本政府“未能寻求全面、公正、永久性解决‘慰安妇’问题”，这是联合国一个月内第二次就“慰安妇”问题对日本提出批评。
    《朝日新闻》5日起连续两天在早报上刊文称：经判断认为该报1991年至1992年关于日本军在济州岛强征“慰安妇”的“吉田证言”是虚构的，决定撤回有关报道。“对济州岛进行了重新采访，没有得到可以证明其证词可靠性的证据。专家的采访也证明，其证词的核心部分有几处矛盾。”共同社称，《朝日新闻》1982年起曾多次报道日本前山口县劳务报国会下关支部动员部长吉田清治的证词，吉田著有《朝鲜慰安妇和日本人》《我的战争罪行——强掳朝鲜人》，并赴韩国进行谢罪。他在书中称，自己曾使用暴力强掳朝鲜女性，迫其成为“慰安妇”。共同社也曾引述吉田的话称，日军“将大约1000名妇女从朝鲜半岛送往战场当‘慰安妇’”等。但因为济州岛当地没有证据证明，也没有“慰安妇”方面的相关证词，1992年开始，日本方面就有人对吉田的证词进行质疑。
    一贯在“慰安妇”问题上和《朝日新闻》针锋相对的《产经新闻》5日起也接连发文，否认“慰安妇”问题。该报称，吉田清治的证词是日本承认“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基础，现在证明该报道失实，“河野谈话”的基础也已崩溃。《读卖新闻》6日发表社论称，1992年就被指出存在疑问，却将该问题拖延了二十多年，《朝日新闻》负有重要责任。文章称，“吉田证言”被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库马拉斯瓦米报告”引用，成为“强征慰安妇”这一“误解”迅速扩大至国际社会的原因之一。韩国朴槿惠政权以“库马拉斯瓦米报告”为证据，强烈反对日本政府2014年6月对“河野谈话”进行重新验证。“(韩国政府)这种顽固的对日强硬姿态不可能简单改变，日本政府也不要轻易妥协。”
    日本《每日新闻》7日的社论认为，是否存在“强征慰安妇”问题不应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女性人权。文章称，“慰安妇”问题在政治上已经解决，“河野谈话”中承认了旧日本军的参与，安倍政权也向全世界承诺将继承“河野谈话”，就不应该再花费时间在日本国内讨论是广义上的强制性还是狭义上的强制性，这将损害国家利益。“应该从战争期间的女性尊严这一全球性问题进行对待，采取日本应该采取的措施。”
    《朝日新闻》为何旧事重提、宣布撤销二十多年前的报道，也引起一些媒体的猜测。日本“活力门”网站7日刊登文章称，《朝日新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环境，安倍在上台前曾称：“吉田清治是个骗子，《朝日新闻》却把他写的书像事实一样进行错误报道，使得问题闹大。”文章引述《朝日新闻》有关人士的话称，安倍政权上台后，《朝日新闻》对其批判加速，结果报社连日遭到投诉、抗议和抵制，发行量大幅下降。此外，正如《朝日新闻》自己所说，“部分论坛和网站批评本报捏造事实。所以要对读者肩负起说明的责任”。
    日本政府也欲借此事穷追猛打。6日晚，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公开表示，将就撤销报道一事传唤《朝日新闻》有关人员，继续在国会进行检查和验证。
    另据共同社7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6日发表声明称，“日本政府未能寻求全面、公正、永久性解决‘慰安妇’问题”，对此“深表遗憾”。皮莱指出，“慰安妇”受害人“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人权依然受到侵犯”，该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代的问题，一天不实现正义并作出赔偿，人权侵犯就会继续下去”。他还批评日本官方人士的否认或诋毁性发言给“慰安妇”造成了莫大的痛苦。评论称，在“慰安妇”问题使日韩两国间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皮莱的发言引发关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并承认国家责任。
    “河野谈话”，是日本政府从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的谈话。“河野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本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另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在《朝日新闻》撤稿声明发布前，《朝日新闻》及其记者就已经遭受了日本舆论的重重围攻，甚至已经超出“左右”之争，而是被言论暴力“打成筛子”。2014年1月底，日本某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捏造”记者当上大学教授》的文章，文中提到的教授正是1991年率先报道韩国“慰安妇”证言的记者。据知情者透露，该记者原定于4月起担任神户松荫女子学院大学的教授，但在周刊报道后，校方收到大量抗议邮件，最终于3月解除了合同。
    该记者曾任兼职讲师的另一所大学北星学园大学也收到威胁信。威胁者称“若不解聘，作为天谴将伤害学生”。网上还有人曝光了记者女儿的照片，并声称一定要“逼他自杀”。
    另一名前《朝日新闻》记者任教的帝冢山大学（大阪狭山市）也从8月起不断收到邮件和电话抗议。9月13日，该校还收到了威胁信，信中扬言“要引爆混有钉子的燃气炸弹”。该记者当天办理了离职。
    《朝日新闻》的“道歉”风波还在继续发酵。也许，这只是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又一轮较量而已。难道，仅仅靠着《朝日新闻》的“道歉”，仅仅靠着“河野谈话”的“撤销”，就能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把日本二战期间犯下的性暴行掩盖吗？
    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重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让我们走进历史！

    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所以这种抢夺曾遍及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让充他们的兽欲”( 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又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几乎所有的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侵入山西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不仅慰安所建成，还发了一大笔财。
    ……
    中国“慰安妇”们对日军的暴行曾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反抗。逃亡是最常见的手段。但是，她们的身边几乎日夜都有强壮的日本男人看管，很难找到机会逃出火坑。不少人在逃亡途中被日军杀死。一些刚烈的女子曾杀死过压在她们身上的日军士兵，或者割下其生殖器。当然她们也无一例外地因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绝望的反抗是自杀，几乎在任何一个慰安所里，都发生过中国“慰安妇”的自杀事件。崖县的一名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多名日军士兵的同时恣意淫辱，咬断舌根自杀身亡。朝鲜“慰安妇”宋神道作证说，她曾亲眼见过一位不甘忍受折磨的“慰安妇”，躲在厕所里，喝了大量用以冲洗自己下身的消毒清洁剂，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矢野玲子：《慰安妇问题研究》，第201页）。
    在20多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300多名“慰安妇”中，经过4年的摧残共有200多人死亡。至1945年9月日军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多人（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750页）。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仅剩下黄惠蓉等4人（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647页）。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的40多名中国少女里，最后只活了10来人（戴运泽：《我所知道的日军黄流机场的“慰安所”》，载东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东方文史》，第9辑，第44页）。即使是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人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潦倒的凄凉境地。精神上，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她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符和积主编：《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第467页）。
    （摘自本书第二章：关于“慰安妇”问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访谈录）

 
 
 李秀梅
（1928—2014）
山西省盂县西潘乡李庄村人
李秀梅口述：
    ……
    我被日军红脸队长打成重伤，不能起床。妈妈在家里通过到进圭“听差”的人知道了我在日本人手里被欺负的情况，非常着急，用了很多办法还是救不回她的女儿，感到对不起她的女儿，最后干脆撇下一家老小上吊自尽了。最后我的哥哥想办法向亲戚借了几十块大洋，送到日本人那里。我那时的身体也不成一个样子，躺倒在炕上起不来。日本人才让我哥哥用簸箩把我抬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妈妈因为见不到我而上吊死了。哥哥气愤至极，就扛起枪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为我和死去的妈妈报仇，一直就没有回来。是日本鬼子毁了我的身体，毁了我的一家。
 
    ……
    近藤说：“小时候在学校里，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话让我们记在心里。因此，当我们杀中国人时，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一百年也偿还不清。”
    战后，近藤一致力于战争罪行的反省和推动和平的事业。近藤常常说：“现在想来，当时完全失去了人性，实在是太可怕了。到了战场，人就变得不像人了。我们每个士兵都背负着战争的罪行。”于是，近藤先生多次回到中国山西访问战争受害者万爱花等，面对他们去忏悔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一直出现的掩盖侵华战争历史、拒不反省战争罪行的行为，近藤先生持反对态度，他说：“如果日本不再发动第二次战争，我那些战友的死尚且有意义。但看现在的状况，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抬不起头来。”为了表明他的立场，多年来，他不顾年迈，坚持到日本各地做演讲和证言报告，以自己的战争经历和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呼吁和平友好。
    （摘自本书第三章：二战时期日本“慰安妇”制度下的性暴行）

部分照片

 
    台湾军参谋长关于强征慰安妇的密电 电报003

 
    仰光慰安所的日本人老板与慰安妇合影

 
    2002年7月9日,东史郎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