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于治平年间进《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赏识，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于崇文院，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始协力倾心于编纂。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坚辞枢密副使之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载，六任冗官，书局自随，沉精积思于《通鉴》之编写，不舍昼夜，终至元丰七年(1084年)告竣，呈帝御览，因迁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时。但为相八月，一病辞世。
观前人之所为作，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腐刑，乃显《史记》。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成就《通鉴》。
司马光著《通鉴》之由，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①；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②，“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 ③。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④，成一部政治通史。故司马光以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供皇帝阅读，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虽违离阙庭，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 ⑤，十九载之精力，尽于此书。
《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余万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谱录、墓志、碑传、行状，杂史诸书凡三百余种，于盈积简牍之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其中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 ⑥，堪称巨制。
《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⑦，虽不惮征引史料，却并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繁，所谓登高望之，旗整辙清。
《通鉴》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剪裁运化，系而统之，警戒后世，仍堪镜考。
世之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者众多，各类注疏之中，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为著。其将注释及司马光《通鉴考异》融入《通鉴》原文之下，成为今日流传之本。而观《通鉴》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罹“追贬”等厄运，《通鉴》书板亦险遭毁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异、点校、注释、详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余姚官刻本等二十余种；终元一朝，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椠十余种，每二十余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谨于校勘，当为今世之佳本。
二
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通鉴》，伴其一生。通读穷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述论尤多。究见其熟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一部《资治通鉴》，既以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更以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启发思想，指导人生，而成为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惟其举要若此，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
然《通鉴》成书时近千年，其文字毕竟古朴，又兼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常发山峨海茫之叹，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艰于理解，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⑧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遑论大众!足见《通鉴》之今译工作实已刻不容缓。
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资治通鉴》，使人人能得而读之，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机，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多一分思索。
司马光纂《通鉴》，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势所必然。其“臣光曰”类史论总约二百余处，精华糟粕杂于其间。《通鉴》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条分缕析，批判继承，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推陈出新，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万年之文明古国，增一分爱心。
三
我们常思以根之于历史者深，胎之于风俗者固，因之于地理者远，必生出一种凝不可懈之精神，此即华夏千年之文明，传统文化之集萃。何以扬其精，摒其糟，穷究华夏文化之博史，弘发华夏文化之灵秀，正当为我们实践志向，奋发有为之一题。如是乃检索史籍，首选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白话译之，力图沟通今古，传经典文章于大众。
但以《资治通鉴》之篇鸿制巨，今译实非几人精力所能为功。故此我们苛定底本，严择译家，会聚十几家学术机构之数十位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推敲攻研，翻译编审，竭力尽心，倾拳拳之忱，奋勤勤之劳，数载心力，尽瘁于此，终奉出此全译之本。此本其文义以忠实于原著为要，含英咀华，于直译之中，求准确、精炼；其文字取通俗流畅之势，感灵觉异，于求雅之间，留原作用语个性。又附原文以利对照，提供细品古文韵味之便。
全译《通鉴》，泱泱大事，以数十人之力，既苦之于初做，又限之于水平，其疏漏、舛误必多。故我们殷殷期望于专家学子、大众读者不吝赐教，以资再作修订，获取更精审之译作。所谓“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悠悠华夏历史，结晶文化遗产，多如高原决水、汗牛充栋，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我们愿效愚痴之力于此项宏伟事业，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
《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编委会
2009年4月（李丹慧执笔）
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②同上。
③《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
④《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进(资治通鉴>表》
⑤同上。
⑥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
⑦宋神宗《〈资治通鉴〉序》。
⑧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