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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历史的注脚》
  丛 书 名:
  定    价:42元
  作    者:叶永烈著
  发布日期:2015-8-3
  页    数:336页
  字    数:388千字
  包    册:7
    ISBN  :978-7-101-10028-0
  版    式:简体横排
  装    帧:平装
  版    次:1-4
  开    本:16开
内容简介:

叶永烈2014最新力作——
通过采访中南海大秘,复原红墙内外的历史真相

    目前仅存的中共“一大”文献是如何在美国发现的?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真相是什么?
    毛泽东“钦点状元”李锐为何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倒?
    秘书们如何评价江青?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多年走访“文革”亲历者,采访领袖家属,对话红墙内的秘书,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复原“文革”时期中南海生活的诸多细节,以及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的所见所闻,用细节还原历史的真相。

 

    1. 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2014最新力作,出入红墙采访实录,搜寻大历史中的小细节,用大事亲历者的回忆还原历史真相。
    2. 采访中南海的重要秘书们(阎长贵、杨银禄、胡克实、童小鹏等),讲述“文革”时期的红墙往事。
    3. 采访领袖家属,看夫人眼中的领袖,解密领袖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上架建议
1.历史(中国现当代史)
2.大众

丛书介绍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记录);《邓小平改变中国》(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景式纪实长篇);《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等。
    1989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台湾《传记文学》在推出叶永烈传记文学作品时,编者按曾这样评价:“作者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也是最有成绩的作家。”
图书目录

毛泽东和秘书工作001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 001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 002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 003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 004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 005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 007
陈云夫人“细说”陈云——《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采访手记008
步入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 /  008陈云自称是“木炭汽车” /  010她与陈云的婚恋 / 012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 015从营养学的角度照料陈云 / 017认真细致帮助我修改文稿 / 019陈云与上海021陈云是“阿拉上海人” / 021在上海两度濒临被捕的险境 /  023抓“两白一黑”战胜上海的不法资本家 /  026上海农村调查肯定包产到户 /  028为棘手的宝钢问题拍板 /  029离休之后常住上海 /  031


关于田家英之死034
田家英夫人: 田家英离世的前夜 / 034田家英夫人: 田家英自杀的经过 / 037田家英夫人被逐出中南海 / 039王力谈田家英之死 / 040关锋谈田家英 / 043陈伯达避谈田家英 / 046与戚本禹聊及田家英 / 047“生死之交”李锐的回忆 / 048“文革”传单中的田家英 / 049访毛泽东秘书李锐05193岁还去游泳 / 051写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 / 052怎么成为毛泽东秘书 / 054中了“状元”之后 / 056在庐山摔了一个重重的“跟斗” / 060漫长的苦难生活 / 065“关怀莫过朝中事” / 067


访周恩来机要秘书童小鹏070
有着“红色摄影师”的美誉 / 070一丝不苟严谨细致 / 072说起周恩来的故事


访江青秘书阎长贵077
一篇文章: 引起毛泽东注意 / 077一位恩师: 关锋 / 080一年秘书: 在江青身边 / 082一生坎坷: 坐牢、流放共12年半 / 084


访江青秘书杨银禄087
他的回忆充满细节 / 087江青很难伺候 / 090吴阶平曾是江青的保健医生 / 091江青与康生 / 093江青在“文革”中的5个阶段 / 094旁听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 / 097江青把他改名为“杨英路” / 099江青也非一无是处 / 100离开江青之后 / 102


与日本电视台谈江青105
日本人对江青特别有兴趣 / 105以日本人视角看江青 / 107江青曾经是贤妻良母 / 108一个聪明的女人 / 110“红都女皇”的霸气 / 112毛泽东从未把江青列为接班人 / 114


胡克实的可贵回忆117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 118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 120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 123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 124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 124“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 126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 128访罗隆基秘书罗涵先130多亏了史良的一句话 / 130记忆中的罗隆基 / 132记忆中的史良 / 134


反右派斗争的导火线137
《人民日报》质问: 这是为什么? / 137“右派”们骂卢郁文是“小丑”、“小人” / 139《这是为什么?》的内幕 / 140对于《这是为什么?》起草者的考证 / 143卢郁文其人 / 145“左派”父亲与“右派”儿子 / 148追踪匿名信的来龙去脉 / 150


“带刺的玫瑰”林希翎155
在美国采访林希翎 / 155“带刺的玫瑰花” / 15815年铁窗生涯 / 162胡耀邦作了三次批示 / 165


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葛正慧169
寻访“炮打张春桥”的主炮手 / 169查证“狄克=张春桥” / 172泄露“狄克”底细的是张春桥自己 / 175上海藏书楼里的斗争 / 178一颗击中张春桥要害的重磅炮弹 / 182主炮手被关进秘密监狱 / 185囚首垢面的苦牢日子 / 187


漫步在姚文元墓前192
墓碑上只写姚文元妻子的名字 / 192在反右派斗争中崭露头角 / 194“无产阶级金棍子” / 195“四人帮”中最后一个离世 / 196


韩素音关注着中国的命运198
总书记跟她谈了三个多小时 / 198她曾走过崎岖的生活道路 / 201龚澎帮助她走出寒冷的阴影 / 204会晤周恩来成为她一生的转折点 / 207成为架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 / 209作为作家,她已出版24部著作 / 213她的家庭和日常生活 / 216可敬可佩的女强人 / 219在瑞士小城度过最后的时光 / 223


陈公博与中共“一大”224
解读陈公博文章中的“密码” / 224在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 227


陈独秀的秘密婚恋233
陈独秀哪里去了 / 233陈独秀的三次婚姻 / 235据称“陈独秀女儿”的人 / 237户籍档案勾勒出她的大致身世 / 239在晚年仍常常怀念“老陈” / 240镜框里藏着陈独秀的大照片 / 241顺便带一笔 / 242


第三只眼看台湾244
从我的家庭来看台湾 / 244从细节来看台湾 / 251从各地来看台湾 / 255从名人来看台湾 / 260


毛泽东的细节269
“二十八画生”的来历 / 269游击战“十六字诀”的由来 / 270轰动山城的《沁园春?雪》 / 273毛泽东的笔 / 276毛泽东喜欢探究姓名 / 2771967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 282毛泽东和卢荻谈《水浒》 / 286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之谜 / 289


红墙轶事294
中共“一大”会址的往事 / 294国民党一大比中共一大晚了三
年 / 297周恩来坠马事件的五种说法 / 300周恩来一眼识故人 / 302走访罗章龙 / 303项英之死迷雾重重 / 309胡乔木夫妇的名字出自同一诗句 / 312刘少奇替陈其五取名 / 313
究竟谁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 314江青名字的考证及其改名癖好 / 317江青在延安十年的历史脚印 / 319江青有无“绝命书” / 321陈伯达竟然有23个名字 / 323季羡林与胡乔木

精彩章节

毛泽东曾经是中共中央局秘书
    在就《毛泽东的秘书们》一书进行多年深入探讨的时候,我还发现,毛泽东本人早年既担任过中共中央局秘书,也出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局秘书。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简陋的两层民居楼内秘密召开。40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闭幕的翌日,即1923年6月21日,新当选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24号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这时,陈独秀提议中央设立秘书一职。会议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工作,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工作,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这是中共中央局首次设立秘书。不过,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由此可见,毛泽东所担任的中央局秘书相当重要。
    毛泽东有很强的档案管理意识。他担任中央局秘书以后,要求所有党的文件,除了保留印刷件之外,还必须保留原件。此前,中国共产党处于草创时期,党的文件随发随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中央委员会人员太少,不能搜集很多文件。又由于遭受迫害,许多文件材料遗失了”。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之后,扭转了这样的不严密的状态,开始注重保存中央文件,尤其是保存原稿,建立“发文留底稿”的制度。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章程、报告、通告等都得到很好的保存。后来这些文献保存于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从现存的中共中央地下档案库目录中可以看到,1923年7月至1924年7月这一年间,中共中央积存了300余份重要文件的原件。这些重要文件躲过严重的白色恐怖,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中共中央档案馆中。
    192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毛泽东也曾是国民党秘书
    2009年1月,台北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展览厅举行国民党党史展览,内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3月的决算书上记载,毛泽东任国民党秘书,每月领取120元大洋。这份文件原稿首度曝光,引起参观者的莫大兴趣。
    这里所谓的“国民党秘书”,准确地说,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毛泽东,怎么会去当“国民党秘书”?
    事情还得从中共“三大”说起。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大会期间,毛泽东曾和陈独秀、李大钊、徐梅坤先后两次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家,恳谈国共合作事宜。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即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在中共“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决意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榕树低垂,一条长长的老街越秀路从树下穿过。街边的人行道上方是骑街楼,这种便于躲雨的旧房一望便知是20世纪上半叶的南洋建筑风格。2008年10月,我在广州越秀中路与文明路交叉口,见到高高的围墙抱住一个偌大的院子,门口高悬郭沫若题写的“广东省博物馆”六个大字。国民党“一大”会址就在大院之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召开——这“一大”是按照中共党史的习惯简称的,而按照国民党的用语则简称为“一全大会”。中国国民党的创建早于中国共产党,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晚于中国共产党。步入礼堂,主席台上悬挂着中国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肖像。主席台下是一排排深褐色木长椅,前排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座席,后面为会议代表,再后面是列席代表。正式代表对号入座,座位上贴着代表的姓名。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如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闿、程潜、叶楚伧、孙科、何香凝、陈璧君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我也看到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王尽美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39号毛泽东。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196人之中,有24人是中共党员。经孙中山提议,“李君守常”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会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良好气氛。39号“毛君泽东”是相当活跃的代表,几度在大会上发言,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月30日下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其中就有毛泽东。经过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党“一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在上海,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行委员、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
                   


在上海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秘书
    2008年12月19日,我陪同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刘思齐)在上海茂名北路威海路参观毛泽东旧居。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就住在这里。当时的毛泽东,身兼国共两党的秘书: 既是中共中央局秘书,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第九次来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云兰坊7号(今威海路583弄7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砖木结构的石库门房屋,迄今仍保存完好。当时,毛泽东在这里住下之后,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母亲带着两岁的毛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来到了这里。当时,毛泽东一家住在楼下,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住在楼上厢房。
    前八次来到上海,毛泽东都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这一回,由于他在上海身兼国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秘书,所以是他住得最长的一次;而且由于妻子杨开慧、岳母和两个儿子的到来,也是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次。
    杨开慧来到上海之后,除了料理家务,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
    毛泽东在上海,由于同时在国共两党工作,相当忙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叶楚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毛泽东跟叶楚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孙中山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执行部14人致孙中山的信,信中反映:“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于停顿,希望派员解决。”当时,孙中山因北上事务繁忙,而且又身染重病,未能处理此事。1924年12月,毛泽东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结束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秘书工作。
    此后,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前往广州。10月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当时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部长,他声言自己公务繁忙,无法顾及宣传部部长工作,提议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这样,毛泽东出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
    然而,国共两党渐行渐远,合作濒临破裂。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20日的会议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规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在北伐胜利之后,国共分裂。特别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后,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这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踏上以枪杆子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漫漫征程。
                 


从首任秘书谭政到末任秘书张玉凤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由于毛泽东自己做过秘书,所以他要求秘书除了收发文件、起草文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档案意识。
    在井冈山上,由于处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之中,毛泽东无法用档案柜保存文件,就用文件箱保存文件。毛泽东对秘书贺子珍、曾碧漪说,她俩的任务就是保管好文件,保护好文件箱。那时,战斗频繁,说走就走。在行军时,文件箱在哪里,她俩便在哪里。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从192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7位秘书,依照他们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谭政(1928—)江华(1928—1929)
    贺子珍(1928—1937)谢维俊(1928—1929)
    古柏(1930—1933)曾碧漪(1930—1933)
    李井泉(1930—1931)郭化若(1931—)
    谢觉哉(1933—1934)黄祖炎(1933—1935)
    王首道(1933—1934;1937—1944)李一氓(1935—)
    童小鹏(1935—1936)叶子龙(1935—1962)
    吴亮平(1936—1937)张文彬(1936—1937)
    周小舟(1936—1938)李六如(1937—1940)
    和培元(1938—1941)华民(1938—)
    江青(1938—1976)陈伯达(1939—1970)
    张如心(1941—1942)胡乔木(1942—1966)
    柴沫(1941—1945)王炳南(1945—)
    田家英(1948—1966)罗光禄(1948—1963)
    王鹤滨(1949—1953)高智(1953—1962)
    林克(1954—1966)徐业夫(1957—1974)
    李锐(1958—1959)谢静宜(1959—1976)
    戚本禹(1966—1968)高碧岑(1968—1974)
    张玉凤(1974—1976)

 

 

江青很难伺候
    钓鱼台是1958年兴建的国宾馆,共有16幢别墅式的新楼。“文革”开始,来访的外国首脑甚少,冷清的钓鱼台国宾馆被“中央文革”小组看中,在那里“扎营”。江青长住那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住那里。杨银禄那时候,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先后住过5号楼、10号楼和11号楼,“10号和11号这两座楼坐落在国宾馆的中心区,东北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4号楼、15号楼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自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这个公园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南边既没有居民居住,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办公和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从没有从楼内发出过声响。这样一个安静优雅的环境,在北京城内是很难找到的”。
    江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时间最长,有近8年时间。当时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总共有10人,全部都是中共党员,其中9人来自部队,杨银禄担任党支部书记。
    杨银禄回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生活。
    杨银禄说,江青怕冷也怕热。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是:冬天控制在21.5摄氏度,夏天控制在26摄氏度。
    杨银禄说,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有时叫工作人员把3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实实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不是盖着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色的布。
    杨银禄说,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在地毯上落地声,衣服的摩擦声,都极敏感。声音让她感到头脑发涨,耳根发麻。于是他们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时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摩擦声。他们在她旁边,很少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努力地控制着不咳嗽,拿放东西时更是轻手轻脚。
    杨银禄回忆说,江青特别怕风。江青所居住的钓鱼台国宾馆,房子坚固、宽敞、严密;窗子原本安装双层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房、办公室和餐厅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3层窗帘全拉上,可有时她还说有“贼风”。
    杨银禄说,江青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脸上露出焦灼和沮丧的神情,她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她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烟往哪个方向飘动,如果往北飘动,她就说风源在南边;如果往东飘动,她就说风源在西边,叫我们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可以证明没有风,这个时候如果还感觉有风,她便睁开眼睛紧张地四处张望,突然冒出一句:“这里有鬼了。”于是大家面面相觑,彷佛真有什么鬼魅藏在什么角落。
    怕冷热、怕光、怕声响、怕风,是江青的“四怕”,所以江青很难伺候。
    杨银禄说,那时候,江青主要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是她在中南海丰泽园也有住所。
    我问起了江青在中南海住所“201”。我在采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时,他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奉命在中南海“201”拘捕江青。
    我去过“201”。那是在中南海春耦斋后面,有一幢长方形的新建平房,叫做“201”,那里曾经是陈云的办公地及住处。记得中间是一条走廊,两侧是一个个房间,呈“非”字形。所有的房门都是土黄色的。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里,我采访过陈云夫人于若木。“201”原是江青的住所。杨银禄说,他当江青秘书时,还没有“201”这房子,所以“201”应当是在1973年之后建成的。他知道江青后来住在“201”,但他已经不是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所以他没有去过“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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